沈明高
黄益平
密集型领域
告别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中国经济正在接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会快速失去。利润空间的挤压会迫使投资者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领域,而通胀压力的增加则将推动货币大幅度升值。我们现在的情形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的韩国、台湾和香港的状况十分类似,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将会来得更早、更快。
2004年初,当许多竞争者还在感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部分沿海地区却突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从表面看来,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农村三亿劳动力就业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短缺其实主要所反映的是在短期内供给跟不上需求的步伐,而非劳动供给的下降。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既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又抬高了城市生活费用指数,这从两个方面降低了农民进程的动力。另外当时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只招18到25岁之间的农村女孩子,潜在的供给很快就出现了瓶颈。
当初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可能是暂时的,现在就断言中国已经出现普遍的劳动力短缺显然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逐步成为历史。随着城市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工资水平将会不断提高。
自从改革开始以来,名义工资一直在快速增长。只不过在过去名义工资和通货膨胀一直同步增长,因此实际工资水平相对比较稳定。但这一相关性在最近几年突然消失了,在2000年与2005年之间,名义工资年均增长14.4%,但同期通货膨胀率只有1.3%,也就是说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达到13%以上。
工资增长一般会带来价格上涨和利润降低。一些经济学家也由此断定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将出现硬着陆。但实际经济的运行状况则恰恰相反,工业利润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平均利润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在我们所考察的34个行业中,只有纺织、电子、化学材料和塑料制品等的利润率最近出现轻度回落。
劳动力成本上升迄今尚未对通货膨胀和企业利润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这里有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快速提高的生产率。在2000至2003年之间,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的步伐。但在2004和2005年,实际工资攀升的速度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在今后劳动力成本的后果将可能会明显地反映出来。
人口结构演变日益加剧
很多人都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低技能工人供求关系将会显著收紧。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使得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由上世纪80年代的年均3%降低到2000-2005年间的1%。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进程并没有明显减少农村劳动力的总数。但在2000-2005年间,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了0.9%。这样的变化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抬升农村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增加进城民工的供给价格。
更重要的是,全国劳动力的数量可能会从2010年开始下降。在2009-2020年间,劳动力总数可能每年会减少4300万,即0.6%。低技能工人数量减少的速度会更快,一方面是随着人口老化,年青工人的比例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会加速低技能工人减少的速度。比如在2004年,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口为49400万。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降低到26800万。
迎接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近期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表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开始走向终点。由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不健全,短缺现象出现比预期的要早,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可以部分地缓解暂时的短缺矛盾。但是任何短期措施都无法避免将来工资水平将随着就业需求的扩张而大幅上升这样一个长期趋势。
我们很快将会观察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巨变。非常活跃的沿海地区将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跨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步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领域。如果货币不升值,通货膨胀率就会很快上升。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最终会增加消费者的开支。农村劳动力减少有助于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这可以帮助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也会增强工人的谈判实力从而改善工作环境及增加福利待遇。但是如果处置不当,也容易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影响经济的效率。
其实,中国的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过渡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转变应该可以部分地缓解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贸易争端。但由于中国的出口规模和全球性影响,不能排除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市场出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显然,中国开始逐步推出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为其他低收入国家如越南、印尼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但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能给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和美国带来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要重新洗牌。
当前,中国贸易和经常帐户顺差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焦点之一。实际工资上升和消费加速可以帮助自动地降低这些不平衡,但自发调整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尤其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期望相比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名义汇率升值仍将是必要的,同时升值也可以避免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高通涨。
随着中国经济经历这一重大转折,货币政策可以决定劳动力逐步短缺的问题是以高通货膨胀还是强货币反映出来。但不论哪种方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将会上升,同时以国际标准货币度量的收入或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将会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的步伐。■
作者分别为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区经济学家。本文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