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失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并不需要新的“广场协议”来加以解决。比起陷于僵局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各国政府主导的汇率协调的效果也不会更好。
“广场协议”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前提之一，是人们知道市场出清的汇率，但这很难成立。现在的金融市场比20世纪80年代更加复杂，私人金融资本流动远多于官方资本流动。如果维持一个不合适的汇率，最终将遭到攻击，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阻止。而且，汇率调整越慢，资源无效配置带来的成本就越高。中国为维护其高估的汇率，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本可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私人部门投资或者养老金体制的改革。
更有效的调整路径，是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稳定货币，缩减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因为成千上万的外汇市场参与者在发现相对价格的能力上比政府要好得多，而且政府官员倾向于保护特殊的利益团体。为此，货币当局应该遵守共同的原则，即建立维持长期价格稳定的约束机制。就像香港货币当局所建议的，应在东亚建立一个“货币稳定区”。其中关键的步骤，是建立一个可信的瞄准通胀率的货币机制。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控制限制了选择的自由，汇率被低估或由于政府过度干预而扭曲，利率高度管制，私营部门相对于国有企业遭到歧视，银行和证券公司主要由政府所有和控制，腐败滋生其中。
中国的资本市场管制在亚洲是最严厉的。和资本项目交易一样，中国的投资组合被严格控制。虽然中国正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对国外和国内机构投资者的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一个基于UBS（瑞士联合银行）资本管制指数的排名指出，中国要达到香港的资本自由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两个关键宏观变量利率和汇率被管制，以及金融市场私有化不足和资本自由的缺失，使中国付出了损失经济效率的代价。中国的金融抑制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不能履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以维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这对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是不利的。
上述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也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需要自由市场秩序——个保护私人和财产的法律制度。
而美国则需要抵抗保护主义。此外，虽然分析中国经济政策对美国的宏观影响是有益的，但是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仅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就比中国的GDP还大。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本国建立一个完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政策，并努力维护一个公开的贸易体系，美国的繁荣便可以持续下去。
总之，。■
作者James A. Dorn为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学术事务副总裁。
本文摘自作者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证词“中国的金融系统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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