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17日起,众议院民主党人查尔斯·朗格尔(Charles Rangel)和桑德·列文(Sander Levin)开始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大谈其对最近一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的怀疑。国会中针对美中经济政策的批评家指出,自2006年SED开启以来,在诸如“货币操纵”等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些人甚至提出完全终止对话。
那将是一个错误。正如中国代表团领队、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其于安纳波利斯的开场白中所提到的,SED作为一个防止贸易与投资决策政治化的途径,是值得人们为之付出努力的。就美中经济关系来说,着眼长远,SED有助于减少在国会诉讼中十分常见的反华声音。
最近一轮的对话,确实打开了一项双边投资谈判的大门,可能有助于终止两国国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差别待遇。然而在年底之前,布什政府已不可能顺利完成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的谈判。而且,在美国国会中反华势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美国参议院在今年内乃至明年都不太可能批准此项谈判。这是十分可惜的,因为一部好条约可帮助中国更快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可使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而不必勉强接受中国现有的仲裁法规。相应地,它也会激励中国改进其法律系统、更好地保护私有产权。
同时,如果相关规则明晰,且“外国直接投资(FDI)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得到遏制,美国就可获得更多中国投资资金。当美国国会于2005年阻止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优尼科公司的计划,而让雪佛龙获得这份厚礼时,中国投资者们不免对其今后投资于美国企业的前景打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中国新近创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今后几年中将对海外目标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其中有多少资本将流入美国,目前尚不得知;此项资金无疑将有助于提高美国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
面对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新增FDI,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和其他官员不想失去吸引这批投资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希望为美国公司扩大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因此,布什政府与中国政府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磋商,是有充足理由的。
美国应避免对中国改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而令其难堪。中国会遵循自己的速度前进。30年来,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已经获得了惊人的进步。今天,大多数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而非政府来决定的。而且,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取消汽油与柴油补贴,美国国会则扬言对石油公司加征暴利税。
正如瑞银集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近日所写,“虽然国有制在中国十分普遍,但中国政府在实际的经济管理中,正不可思议地越来越放手。几乎在每个领域,市场力量都最终取得了胜利。”
美国国会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制度。要求中国根据美国的意愿做出转变,肯定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美国应主动为中国提供一些符合其“和平崛起”目标的激励。作为起步,美国应该应允将SED继续下去,从而巩固双方友谊,并促进两国间长期存在的经济政策问题在没有国会施压的情况下得以解决。
同时,美国应停止在审理反倾销案件时,将中国定位为“非市场经济”。这一地位的转变,就是对中国1978年以来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取得的显著进步的一个认可。
最后,美国应欢迎身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不久之后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加入G8组织。正如前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在其新书《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中论述的,“让中国进入国际组织,可以让中国政府采取负责任而非情绪化的行动,在其国内赢得更多支持。”
中国政府最近与日本达成了共同开发中国东海天然气田的协议,同时,台湾海峡两岸间的关系也得以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经济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这些情况使得中国愈发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
通过给予中国更多不求回报的承认,美国可以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她并不反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繁荣。美国政府还可以颁布政策,以明确美国对所做承诺及其反对保护主义立场的信心。相应地,中国的改革者们将会变得更强。这对中国及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卡托杂志》(Cato Journal)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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