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血功能比输血更重要

灾后重建必须开拓民众可以长期依赖的产业，尤其要发展当地小银行

　　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空前团结。四面八方的救援纷沓而至，给灾民送去大量食品、药品、帐篷等。国家迅速拨出700亿元帮助重建灾区。可以预料，500万灾区民众将得到很好的救援和安置。
　　毫无疑问，地震初期救灾必须由政府主导。这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起的作用。只有政府才能动用军队和警察，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抗震救灾。但是，在救灾高峰之后，继续让政府扮演灾后重建主角却会产生一系列弊病。在这个问题上，长江三峡移民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前些年，为了修建三峡水库先后移民数百万，不仅给移民各种经济补偿，还将一些库区移民迁移到其他省市，易地安置。几年过去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三峡移民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在抗震救灾中一定要注意到：
　　第一，政府能够有效地救灾，却未必能够有效地担负重建的任务。重建的核心并不局限于修桥铺路，送衣送药送食品，灾民需要的是灾后就业，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救援不能帮助灾区发展出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结构，在大规模救援结束之后必然出现很高的失业率。
　　整个三峡库区移民过程都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移民项目耗资巨大，虽然库区移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可是在移民过程中政府的计划和指令未必合适，产业选择未必合理，移民生产项目的经济效益不好，不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找不到市场。在移民过程中注意到了人员的迁移，却没有对培育新的产业充分强调。近年来三峡库区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直接影响到库区民众的就业和生活质量。
　　在建设三峡过程中，大量投资拉动了库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大坝竣工，电站投产，建设队伍逐步撤出，当地的投资总额逐年下降，服务业也日渐萧条。迄今为止，由于缺乏融资渠道和创业信息，三峡库区没有培养出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产业布局不合理，没有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群。由政府出面将大量移民安置在城区，破坏了原有的生产环境，移民的生产技能很难适应新的产业。在库区新城中只见新房，不见新厂。居民就业非常困难。据调查，2005年库区的失业率为11.6％，其中万县的失业率高达16.1％。重庆市政府的研究报告估计，库区实际失业率可能达到20%－30%，个别地区可能高达40%以上（参见孙元明，“三峡库区陷入后移民期困境”，《改革内参》，2008年第13期）。许多移民失去了生产性收入来源，在城镇中依靠低保生活，生活质量下降，相当大比例的移民再度坠入贫困线以下。
　　第二，如果政府为主的救援执行不当，有可能扭曲灾区社会风气，不利于长期发展。如果政府过度干预灾后重建，慷慨许愿，大包大揽，容易使当地政府和部分民众形成依赖心理。在三峡库区移民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副作用。许多地方官员形成了向上伸手的习惯，要项目、要资金、要政策，过度依赖上级，缺乏自我发展、适应市场的动力。在移民群体中出现一些“特殊”公民，他们迷茫困惑、焦躁不安、消极悲观、愤恨不平，对社会不信任。有些人不思进取，牢骚满腹。有些人四处奔波，上访告状。
　　出现这些弊病的主要原因，是在移民过程中没有开拓和完善让民众可以长期赖以生存的产业依托。政府官员出的一些主意根本就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就像当年人民公社的官员制定的农业种植计划一样，即使出于一片好心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在抗震救灾中，无所谓公平与否，人们无怨无悔，毫不计较，非常团结。但是灾后重建是一件长期的任务，如果依然以政府为主，很快就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矛盾。就像在三峡移民中相互攀比，争抢资源，激化矛盾，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第四，救灾初始，人们很关注救灾款和物资的使用情况，在舆论和群众监督下，几乎没有贪污腐败。可是，从历史经验中人们知道，救灾高潮过去之后，大量物资和款项经过各级官员之手，难免出现贪污腐败。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备受指责，三分之一以上的援助资金被当地官员贪污。腐败几乎成了世界银行援助的附加品。在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
　　救灾好比给灾区输血。输血重要，培养灾区自身的造血功能更重要。
　　灾后重建必须以当地民众为本，放手发动民众，给民众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如果没有为灾民解决谋生之道，致富之道，即使给他们建好住房，也难以保证他们安居乐业。一些被迁出的民众，还会重返故乡。
　　四川地震灾区主要在山区。将来灾民能干些什么？当地的老百姓没有从事足够的训练，发展靠高科技产业不切合实际。由于汶川、北川位于地震带上，不可能发展大型重化工业项目。在灾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地震之后更难以实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汶川灾区只能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养猪养鸡，编筐织篓，开拓各种农副产品、手工产品和特色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只有依靠市场机制决策，而绝对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谁能够找到适合当地情况的项目？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而是灾区人民自己。在救灾过程中一定要相信灾区人民的创造力。如果不相信灾区人民，那么救灾就很可能像鸭子背上浇瓢水，一拨而过。显然，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灾区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帮助他们创业，只有他们才能给灾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中小企业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融资渠道。
　　最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表态，积极支援灾区重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兵强马壮，在管理大型项目资金上颇有经验。可是，大银行干大事，在县以下地区没有足够适合他们经营的业务，四大国有银行早就撤走了县以下的基层机构。即使四大国有银行进入灾区救灾，在救灾告一段落之后，他们迟早还要撤走。此外，大银行有严格的信贷审批程序，它们的经营模式不适合于小额信贷业务。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取得贷款。
　　为了适应社会上各种信贷需要，必须有不同类型的银行。目前，中国最缺的就是草根性银行。在地震灾区中，更是如此。灾民能够从事的肯定是小项目，他们最需要的贷款大部分在5万元以下。对于大银行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针对三农的小额贷款，成本高，风险极大。
　　浙江、江苏等地民营银行的实践证明，草根性的小银行在搞活当地经济上功不可没。这些小银行扎根于当地，信息比较对称，积极地向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贷款，有效地促进当地生产，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由于这些新的民营银行产权清晰，运作灵活，制度健全，因此成长很快。尽管每笔贷款数量都不大，民营银行操作这些贷款游刃有余，利润很好，不良贷款很低。5万元以下的贷款当天就可以发放。例如，浙江泰隆银行76%的贷款在50万元以下，不良贷款只有0.6%。如果我们能够在灾后给当地留下一个具有生命力的金融机构，必然会对灾区的长期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北川村镇银行是银监会在2007年批准的新的金融机构。员工不足20人，资产只有几百万。在强烈的地震中，北川村镇银行损失惨重。幸免于难的行长带着部分员工撤到绵阳。建议突破过去的框框，大力帮助这家本土金融机构尽快地成长起来，担负起为当地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融资的任务。
　　我建议，在三个方面帮助北川村镇银行。
　　第一，充实资本金。是否可以考虑请红十字会从全国救援灾区的捐赠中拿出万分之一，1000万元左右，注入北川村镇银行？由红十字会作为产权代表，永不分红，永不退股。给灾民送衣送食固然重要，为什么不给灾区永久性地留下一点资产，长期地帮助灾民？这样一来，北川村镇银行就有了比较雄厚的资金力量，降低了资金成本。此外，动员全国的民营企业将一些资金存进北川银行，扩大它的信贷能力。北川村镇银行在一段时期内好像一个只贷不存的基金会，重点向灾区民众发放生产贷款。80%的业务应当集中在50万元以下的生产性贷款。
　　第二，给予这家本土银行更大的业务空间。把重灾区周边几个县市纳入其业务范围。
　　建议国有商业银行主动将灾区重建中修路、造桥的国家投资项目的金融中间业务让给当地的草根银行。不仅将业务让出来，还要派专人辅导当地银行，让他们熟悉这些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管理、信贷。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些业务量是九牛一毛，而对于当地规模很小的银行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人力上支援灾区草根银行。请各地优秀的民营银行派些专家支援救灾，定点帮助北川村镇银行，传授经验，提高贷款质量，扩展业务范围。西南财经大学已经表示全力支持北川村镇银行，可以派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前往支援。
　　但愿能够在救灾之后给当地留下来一个有竞争力的银行，切实疏通灾区民众的融资渠道，帮助灾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作者徐滇庆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