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遗产

曾经的“工党神童”黯然离职，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第三条道路”，已经与英国经济的十年繁荣一起被选民接纳

　　“有时候，只有放下权力才能摆脱它的重压。”5月10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来到英国中部的塞奇菲尔德选区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宣布他决定辞去工党主席一职，并将于6月27日向英女王提交辞呈，结束长达十年的首相岁月。
　　“也许他没下流泪，但首相的眼中分明闪动着泪光。”一名身在现场的BBC记者写道。
　　由于工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现任财政大臣、工党领袖候选人布朗很可能顺利接任首相，保持工党的执政地位直至下次大选。
　　在一片要求下台的呼声中辞职，对曾有“工党神童”之称的布莱尔来说，实属无奈的结局。十年前，正是在塞奇菲尔德选区，43岁的他风华正茂，高票当选国会议员，继而入主唐宁街。这位出生于苏格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上过牛津大学，当过律师的小伙子，成为英国185年来最年轻的首相。此前已连续18年在野的工党，在他领导下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赢得大选。
　　然而，从2005年开始的第三个任期起，布莱尔就风光不再。外交政策上紧跟布什，出兵伊拉克又深陷泥潭，金钱换爵位爆出丑闻，工党内部出现裂痕，都令他饱受批评。民意支持率从最初当选时近70%的空前水平直落到不足25%。能言善辩，公关技巧娴熟的他，屡屡被讥讽为华而不实、性喜做秀。
　　在即将走下舞台时，布莱尔已不奢望自己还是一个“被爱戴的首相”；他在演说中呼吁英国人客观地看待他的功过，“平心而论，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
　　对于在反对声中黯然离职的布莱尔，人们尽可以用“虎头蛇尾”、“毁誉参半”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但是，布莱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第三条道路”——已经与英国经济的十年繁荣一起为选民所接纳。虽然布朗很可能会对布莱尔内外政策作出调整，但工党执政的方向仍然不会与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出现大的偏离。
　　20世纪80年代的光环属于像里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右翼政治家。他们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派，坚持推行减少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引领西方主要经济体走出了滞胀。但是面对全球化深入、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知识经济兴起等新现象，单纯的自由主义政策似乎又力不从心，这时左翼政党再一次被推上了前台。
　　布莱尔1994年刚刚接任工党领袖时，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任保守党首相已经让工党坐了15年冷板凳。那时的工党意志消沉，空谈之风盛行。为了让工党重回唐宁街，布莱尔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他在竞选中承诺不提高税率，以改变“高税收、高支出”的旧工党形象。同时，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主张改革上议院，推动北爱和谈，扩大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自治权。
　　布莱尔最重要的主张是重塑工党的执政纲领，在经济上实行既反对传统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又反对新右派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二者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这一政策继承了社会包容、平等、关怀弱势群体这些传统的左派价值观，又包括了权力下放、鼓励竞争、打破国有垄断这样的自由主义内容；在资源分配上，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并用，在社会组织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元素兼收；在意识形态上，老左派与新右派的观点并蓄。
　　“第三条道路”符合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背景下壮大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迅速为布莱尔拉来了大把选票。
　　布莱尔执政的十年间，英国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开放、多元的政策，不断改进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系统，发达的市场与合理的税负，使得英国一改往日刻板沉闷、日薄西山的没落帝国形象；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新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投资和人才。伦敦金融城再度成为与华尔街比肩的世界金融中心。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低利率和低失业率，英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进入二战之后最长的景气期。
　　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第三条道路’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第三条道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左右模糊”，而是“超越左右”，是“积极的中性化”。布莱尔的政策就是这一理论的实验室，吉登斯本人后来也成为布莱尔的一名重要幕僚。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各国的左翼政党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意大利总理普罗迪都表示对这一路线的支持，甚至克林顿主政白宫时也就第三条道路专门举行过研讨会。当然，“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解决英国经济的所有问题，布莱尔的“千年工程”（2000年前后，在伦敦兴建的大量标志性建筑）以及教育、医疗体制改革都存在很大争议，但是，谁又能说保守党会做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