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在这个互动关系下，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推动双方一起往前走
[网络版专稿]毋庸置疑，政府在经济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效率。从实证角度看，政府对市场起支持、维护作用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自身。像任何握有资源、权力的主体一样，政府会运用其资源和权力为自己谋取回报。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促使政府转变职能，成为市场的支持者和促进者，而非参与者？
在我看来，这要从政府与整个社会的博弈关系来理解。社会要发展，不能没有政府高效正确的决策；政府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也不能没有社会的支持。因此，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关系。政府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就要让人民收入不断提高，在社会中生活得安全、舒适、幸福。而安全、舒适、幸福的生活，归根到底要以效益为基础。低效益的经济最终带来的是贫穷落后，是整个国家的弱小，会引发人民对政府的极大不满、反抗甚至剧烈的社会变动，这绝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所以，政府与人民有一个共同利益所在，就是经济要高效、要发展。
这个共同利益为双方良性互动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从改革的具体经验来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行业，一旦遇到困难甚至危机重重，就不但会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会损害政府利益，重大的改革措施也就会随之出台。比如，首先是计划体制下大家吃不饱饭，所以有农村改革率先出台。其次，国有企业效益极其低下，大面积巨额亏损，于是在竞争性行业中“国退民进”的改革就成为共识。
现在，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的口袋已经比较充实了，它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改革、进一步转换角色的动力？我想是有的。其条件在于，潜在的危机仍然巨大，而人民和政府都不愿看到潜在的危机变成现实的危机，这就是希望所在了。
那么，有哪些潜在的危机？大体分析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框架后，资源的流动、宏观形势的变化以及企业感受到的竞争压力都是从前不可比拟的。如果政府决策持续低效，那么很多行业在竞争中失败甚至垮台的危险就会更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这成为政府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制度要规范，信息要透明，政策要稳定，要讲究科学发展观，要让企业勤练“内功”等等，都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政府也会采取措施转变自己的职能。
第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很多问题积累到今天，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了。
比如国有银行系统积累的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20多年粗放的高速增长的一个重大代价就是资金的浪费，这些浪费在以国家信用支持国有银行的体系下被掩盖了。但东南亚和日本的金融危机给政府和人民敲响了警钟。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国家要减少干预，逐步退出商业银行。在退出的过程中，也许一些措施会有不理想、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政府已经认识到，坚持国有是银行低效的充分条件，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而究竟谁来代表国家持股、持股多少、国家如何起作用，这样的问题可以耐心解决，不可能也不需要一步到位。
又例如贫富差距问题。其严重性也已获得共识，但解决的思路就相对模糊。一个很大的误区是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和改革造成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但从定义来说，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上的差距，而是机遇的、程序的不公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定的贫富差别，这是发展的共同规律。发达国家在它们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都会加大，先富者要么是敢于创新，要么是有良好的教育和技能。在向这两类人学习的过程中，教育水平会上升，社会的创新精神得到培养，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贫富差距最终缩小。但我们的贫富差距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而且这些制度性原因主要不是出于市场，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好。真正的暴富，真正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和不公平，都是由于政府垄断资源、没有摆正自己在经济中的位置造成的。
我认为，政府不仅应在调节已有的收入差距上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在产生巨大收入差别的制度性原因上做文章，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这就要求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变得特别突出，会引起社会公愤，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但如果政府仍然试图以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造成新一轮的贫富差别扩大。但从长远看，这仍然会带来整体的反思，从而促使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从实证角度看政府职能转变，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条路径，即关系，在这个互动关系下，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推动双方一起往前走。虽然不能一步到位，虽然在某个时期、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模糊的认识，会多走一些弯路，但只要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发展是共同利益所在，这些弯路就会成为更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有利条件，达成新的进步。■
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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