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的金融部门受“市场社会主义”的玷污比美国严重得多。结果就是，腐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于中国亦是前车之鉴。其借鉴意义莫过于，“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并非创造财富的魔杖。美国国会创办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巨型抵押融资公司，并给与其“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地位之日，也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舞台搭成之时。
　　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创立了营利性的股份制公司，并暗示性地保证，即便它们陷入困境，也有华盛顿出手相助。通过这些做法，它们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募集资金，然后进行大规模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当房屋价格高企，创造了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s）等债务抵押债券（creating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bonds）的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也得以收取奇高无比的费用，此时没什么人意料到灾难可能降临。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在2003年7月到2004年6月期间保持了1%的利率水平）、抵押人和评级机构随意的风险评估，加上传统抵押借款者能够通过证券化轻易转移掉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又逢房市泡沫破裂，价格一路狂跌，生成了2007年的一场“完美风暴”。
　　创办房地美和房利美的目的，是为房屋抵押品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二级市场，并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居者有其屋”——国会中许多议员视之为人权。如今，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持有或担保的房屋抵押贷款以数十亿美元计。它们也和投资于一般借贷者的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一样，投资于彼此的抵押支持证券，其中就包括次级抵押贷款。
　　正因为房地美和房利美享有“政府资助企业”地位，它们无需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受制于资本充足率的限制。结果就是，资产（贷款加投资）比净值的比率极高，这意味着它们的负债（债务加担保）比净值的的比率也很高——可能高达65比1。这样高的杠杆，在房价上升的时候意味着高收益，但价格下挫时就意味着破产。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东已经受到了打击，美国财政部已经承诺“在必要时”支持其股价，并暗示性地保证，要同美联储一道，通过提供信贷来保护债券持有者。而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持有的债务和担保共计大约5.2万亿美元，那么，这对纳税人来说就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潜在债务。
　　这么做的教训是，政府通过暗示性地担保债务，污染了资本市场，给市场参与者留下的印象，是即使“政府资助企业”陷入金融困境，他们也会受到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持有房地美和房利美超过1.3万亿元的债券。
　　某一特定部门的风险社会化，总体的金融风险也随之提高，这就是全球性金融系统中道德风险的含义。政府的安全网将资本市场社会化，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容忍判断失误的累积，以达到分散所有者和投资者的风险的目的。而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裂，安全网也将土崩瓦解——正好落在纳税人头上。
　　究其根本，是政府通过给予房利美和房地美优惠待遇干预了市场活动，加之美联储紧缩货币以求遏制房市泡沫苗头的努力告败，酿成了这场次贷危机。这也是监管的失败，监管者未能有效监督次贷市场的借贷行为，对于借款人在房价下降时的偿付能力也掉以轻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本来旨在预防过度风险，反过来却滋长了创造证券化房产抵押贷款和创造抵押债务债券（CDOs）的需求。监管者出于好意，最后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并不少见。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把机制和激励搞对，让竞争性市场的规律发挥作用，是很必要的。
　　中国的金融部门受“市场社会主义”的玷污比美国严重得多。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信贷额度有很大分配权，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又持有了各大银行的股份。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而政治上的联系又是进入资本市场的必要条件。结果就是，腐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只要政府创办所谓的“政府资助企业”，或是手握进入金融市场的钥匙，就对利用政治联系、并为取得并保持那些宝贵的“经济权利”“进贡”形成了激励。房利美和房地美花费了大量金钱来维持它们的特殊地位，那些想取得资金的中国企业，一样也要“进贡”。
　　我们要创造财富，而不是破坏财富——所以我们需要的金融市场应该建立在透明的会计制度和安全的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所有者和投资者——而不是纳税人——来承担损失的责任。■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院（Cato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卡托杂志》（Cato Journal）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