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效力

　　前任中国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而批准致命药物的案件，已经以他的死刑落幕。但是他的死，留给我们很多思考。
　　现在，政府监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不能确保我们的食品和药品的安全了。即使在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劣质产品流入市场。甚至有时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消除这些劣质品的行动上也显得有些迟缓。
　　在这样一个资源稀缺、信息成本很高的社会里，政府和市场都不能确保食品和药品的绝对安全。要达到100％的安全（彻底无风险）并非一个选项。对于社会与经济问题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以灾难而告终。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可以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当然，前提是这种机制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成本。
　　在自由市场中，食品和药品企业的所有者有着明确界定的私有财产权，这也是市场上的产品不可靠的根源之一。然而这个自由市场还是有它的惩罚机制的，那些向市场投放不合格药品的业主最终会自尝恶果：有的破产，有的受到社会的谴责，或受牢狱之苦。然后，会出现独立的评级机构对企业进行监管，也会有产品责任法来保护消费者。言论自由的媒体和互联网可以迅速地告知投资者和消费者他们所面临的不安全因素，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把资源调离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从而使得它们的股价一落千丈。而那些消费者喜欢的负责任的企业，往往会受到青睐。
　　商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为了维护长期声誉，公司都不惜在此项上进行大力投资。企业文化、法律的透明度和市场竞争都会使得企业在考虑创新的同时，确保它们的产品是安全的。那些最著名的商标品牌往往也是利润最高的。
　　在中国，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意味着我们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关注度要小于发达市场经济。简单处死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几个政府官员都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即在一个缺乏法律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的集权体制下，私有产权和问责权的普遍缺失。
　　自由市场的效力往往被政府官员和媒体所掩盖。官员和媒体宣称，那些致命药品产生的根源是贪婪的资本家。然而毫无疑问，那些拥有最多经济自由的国家也拥有最安全的产品以及最知名的品牌。
　　那些不能在价格和质量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很快就会在自由市场上倒闭。当然，一些消费者愿意为了低价格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也是自由市场允许的。但是，为了做出理性的决定，消费者必须知道这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这些信息恰恰是自由市场所提供的。
　　政府的角色是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进而确保公民不受欺诈和暴力侵犯。不过，一个过度狂热的想保护人们“绝对安全”的政府往往会事与愿违——他们为了不让所有的不安全产品进入市场，甚至使得一些好的商品退出了市场。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政府监管各种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改进企业文化，并且让它们自己去补充政府法律条文的漏洞，进而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优的安全度——也就是从成本和收益上来考虑的最优。
　　就像前任FDA副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说的那样：“FDA不可能每时每处都监管，尤其是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链如此多样化、全球化的情况下。最终，FDA需要授权给有信誉的私人第三方机构，来对相关企业进行评级和检查。”
　　中国的问题更严峻，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进一步确保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生产，要更加强调制度上的改革，尤其要提高私有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在这个市场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外国的竞争和外资的进入可以更好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伤害消费者所产生的后果，要让其充分反映到企业的市场价值上去。私有公司上市应该变得更容易，而交易所必须要有获得透明年报的渠道。此外，还要确保国有企业的股票可以完全流通，确保它们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因为这可能导致消费者受到严重伤害。
　　只要政府官员仍然有权许可新的药品，那么受贿和腐败就不可避免。挑战就在于如何最小化政府的职责，并尽可能扩大市场范围，让问责的可能性达到最大，并且在这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获得一种合理的安全。
其中的危险在于，政府部门可能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而忽视了自由市场的效力，并且因此而滥用权力来保护一些特殊主体，而非公众的利益。■

　　作者詹姆斯·多恩（James Dorn）为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学术事务副主席，中国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