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07——易纲、李剑阁、谢国忠、哈继铭、劳伦斯格林伍德五人谈

——易纲、李剑阁、谢国忠、哈继铭、劳伦斯格林伍德五人谈

编辑说明：

    中国宏观经济在经历了2006年的跌宕起伏之后，“往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摆在人们面前。
    站在2007年的门槛前，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重大变化？未来一年将呈现怎样的走势？内部外部种种不平衡何时有穷期？宏观政策又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关乎重大。
    在12月11日的年会“2007：预测与战略”上，几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官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财经论衡专栏，即为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讨论的结果。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 
   杂志特邀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讨论主持人。
   阶段性变化与短期走势
   “刘易斯拐点”可能已经到来，劳动力过剩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主持人：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怎样的变化过程中？其特点如何？
　　易纲：中国经济是全世界的亮点。在近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约提高1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超过1％。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改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竞争和国际标准。
目前全世界正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人力、商品和不动产在全世界投资者和公众心目中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注重保护物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合同，中国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评价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值钱。这一变化，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深刻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就变得特别“火”，商品物美价廉，贸易大额顺差，投资环境稳定；在资本项目上，FDI大量涌入，过去几年也基本是顺差，同样比较“火”。另外，不动产市场和财政收入大幅度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有小幅升值。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但必须意识到，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局面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梦寐以求的。
　　李剑阁：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如果有准确的定量指标当然很好，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前几年人们对宏观经济的指标预测，由于后来整个统计数据作了大幅度调整，现在看来，那些预测就统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我认为，不必拘泥于某些具体的数字指标，要是能够前瞻性地看到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和重要的转折，那就十分重要。
　　1997年的秋天，当时人们还认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危险是通货膨胀。其实这时已经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经济萎缩的苗头已经出现。但到了当年冬天，人们重新评估了形势，认为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当时作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短缺已经成为经济的常态。事实上，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折，短缺现象改变了。这个重大的判断，对于我们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冲击，在1998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统一思想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曾经短时间出现局部粮食和电力的紧张，但从整体上看，这个判断是经得起检验的。
　　那么，我们现在如何对未来的宏观经济作出预测呢？根据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两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拐点，或者说阶段性的变化。
　　一是，中国的初等劳动力是否已经从总体上的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甚至出现了局部的供不应求？将来是否会出现整体供不应求的局面？
　　前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提出，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改变，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也有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现了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的劳动力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现象不仅是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各方面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了。
　　二是，我们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10万亿元人民币存差，是否说明我国已经从资本短缺进入了资本相对过剩的阶段？这个问题我们稍后详细探讨。
　　谢国忠：中国劳动力过剩是否已经成为过去，这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现在中国的确面临着资本过剩的状况。
　　当然，中国还处于经济高增长阶段，基数仍然很低，引进资本是应该的。20年以后，中国人口老化，整个国家的面貌会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失去这一机会，后果会很严重。这对中国政府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劳伦斯格林伍德：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过高，但对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方面的投资相对很低，这也部分地导致了中国储蓄率过高。另外，中国的贸易盈余非常多，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国内的不平衡因素，例如经济的过热发展、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可能减弱一部分民众对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支持。
　　尽管中国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而且规模极大，但中国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多数地区都要低，中国有将近60％的人口还在农村生活。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在城市化发展中，一定要注意加大对农村与城市社会发展领域的投资。否则，就会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贫民窟。为避免将来付出更高代价，政府必须采取政策并建立相应的对社会领域的投资机制，鼓励各级政府与社会更积极地向教育和卫生等部门投资。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与作为。
　　
　　主持人：如果中国劳动力供给总体上的确出现了从供过于求向供不应求的阶段性转折，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李剑阁：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或部分成立的话，它对今后的许多政策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比如，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城市化政策？比如，到底应该配置多少资源去继续解决“三农”问题，抑或应该把更多资源配置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当中？
　　比如，最近几年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得非常快，但有些人看不到这个事实，还在提倡大幅提高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这有可能使得我们过早地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
　　关于土地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考虑对之加以完善和改进的时候？
　　我们今后在产业布局上作什么样的调整？中国能不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长时间地保持比较优势？
　　再者，对于养老制度现在也应该有通盘的考虑，比如可否考虑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总的来说，如果转折确已发生，我们就要作出清醒、有效、及时的反应。过去我们的政策都是针对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制定的，现在情况变了，就应该全面清理现有政策，逐步加以调整。
　　
　　主持人：就近期而言，2007年中国及全球经济的走势如何？
　　谢国忠：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也不例外，这主要是由于贸易与跨国资本流动各自对世界GDP的比重都已经变得很大。
　　就美国而言，主要由于房地产的调整，200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5％，比2006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日本的经济也在放慢。但市场总觉得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以后，应该会有一段高增长期。在我看来，今天的日本跟十年前大不一样，人口老化已经使得消费、投资等各方面需求都不会太旺。所以，目前日本经济增长率甚至1％都不到，2007年也可能在1％左右。
　　总体而言，2007年的全球趋势是增速放慢一个百分点，并不很严重。其风险在于经济放慢时将会暴露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一轮经济周期是由金融带动的，虽然我们看到贸易增长很快，但金融增长特别是衍生产品发展更快。衍生产品发展引起资本成本下降，资本成本下降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和投资旺盛。全球在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目前已经达到340万亿美元面值，这相当于世界实体经济总量的七倍。风险管理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对一家大投资银行来说，仅账面上的衍生产品就高达几十万亿美元，但其风险管理部门却没有经受过考验，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易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比如，我们就密切关注着美国利率的走势。人们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在2007年减息，但最近美国就业数据走强，表明其经济状况尚好，对美国减息的预期至少在时间上有所推迟。而中国、欧洲、美国、日本等几个主要经济体利率间的利差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外汇流入速度以及中国金融机构和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都是有影响的。总体而言，目前全球的利差结构有利于中国经济进行调整。
　　
解析流动性过剩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人口结构，由此带来了资本市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