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会到中国式平衡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平衡国家权力与市场自由，以创造新的机遇与财富

　　北京奥运会开幕、闭幕式上引人入胜的舞蹈表演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是可以达成任何目标的，包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组织一次体育赛事与达到持续性的发展（在自由主义的范畴下，就是扩大个人选择的范围）毕竟是两回事：前者依赖集中性的计划，后者则依靠的是自由。
　　在一次体育比赛中，总归有赢家、输家，即经济学家所谓的“零和博弈”。政治家们往往也会如此看待经济上的竞争，这样，中国的崛起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会丧失机会。这就是为何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们总认为，对华存在贸易逆差不好，而顺差则是好的。这样的重商主义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贸易战争的爆发，从而催生出“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
　　合作与对话的政策在促进和平发展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之相反，保护主义却会约束人们的选择范围，减少国家的财富，并增加冲突发生的几率。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所说的：“合作是通往成功的惟一道路。”
　　幸运的是，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最近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大部分（64％）美国公民认为“友好合作”是面对中国的崛起最为恰当的回应。然而，与从中获益的普通市民相比，美国国会对那些在对外贸易中遭受损失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总归更为在意。
　　自由贸易“双赢”的特性，及其与私人财产和相关法规所构成的体系间的关联，都与基于国有制、而缺少经济自由的计划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奉行中央计划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中，个人的选择毫无扩展的余地——经济自由与个人自由双双受到抑制。
　　当中国政府于30年前选择了踏上经济自由主义道路之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于其后发生的重大转变；而现在，在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结束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取得的进步。
　　但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在北京奥运会努力营造出的和谐氛围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作为保障。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平衡和限制这一权力，以便使市场中的自发秩序创造出新的机遇与财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成规与政令有余，而自由不足；而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结果则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其相关规则界定得十分明确，发展步骤也获得了各界的共识。人们通过创造惠及他人的新产品与服务，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富裕。此间，国内外贸易就成为实现上述过程的手段，同时它们也是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
　　中国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权力的偏好尚甚于自由。不过，中国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扩展了国家集中控制以外的市场选择范围、并扩大了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使其致富的私有制的规模。
　　中国可能在今后的25年到30年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更为重要的，是保证人民拥有的现实选择持续增加。为此，中国将需要拓展及深化其私有化进程，使广大农民得以充分分享中国未来的繁荣果实；行政程序将变得更为透明；公正的法规将取代目前体制中的任人惟亲与贪污腐败。
　　当前，中国研究者与外国评论员都在强调社会的不平等，但均未切中要害。对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指责，忽略了强权与自由之间的本质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者可以十分均等地分配可计算的收入，但在权力的分配上则极其不平等——正如已故经济学家鲍尔爵士（Lord Bauer）曾提醒那些拥护再分配体制的人所要注意的问题。
　　如果把公平视为“公正的行为规则”，公平与自由就是携手并进两方面因素。正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 A. Hayek）强调的：“通过执行公正的普遍行为规律，在促进公认的私人所有权的过程中，更为复杂的人类活动秩序将应运而生，而不是通过刻意的安排制造出来。”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社会”，法规方面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才应被视为核心目标。
　　终止对农村流动人口带有歧视色彩的国内户口管理体系，可以增加收入的流动性。同样的，如果给予农民充分的自主权来处置其财产，用于间接的经营活动，就更可能避免阶级矛盾，实现社会的协作。
　　社会与经济的和谐，来自政治权威与社会共识之间的恰当平衡。如何实现这一平衡，将成为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北京奥运会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不应被沿袭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