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无论在政界还是其他领域的公开探讨中，关于应对全球能源挑战，其核心问题都是如何保障未来的能源供给。然而，仅仅依靠基础设施的建设来保证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无法解决能源问题的。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于能源生产率——即我们所消耗的能源带来的产出水平——在减缓能源需求方面的成本效益要高得多。调查表明，我们有机会将能源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由1%的历史水平进而提高到2.5%。这样每天可削减相当于6400万桶石油的全球能源需求，等于目前全美能源消耗的150%。
提高能源生产率，也是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我们的调查发现，如果能抓住机会提高能源生产率，就可在达到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 ppm的长期目标过程中，最高实现此目标所需减排量的一半。
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又正在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绝对能源消耗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预计到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中，将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提高能源生产率的意义已变得空前重大。中国政府把能源问题作为首要事项看待，除了广为人知的“开源”努力之外，还非常注重“节流”，管理能源需求。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宣布要通过一系列政策、项目和公众教育活动，实现到2010年能源强度（即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更新电厂低效的发电设备、关闭过时的工厂等，都是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切实举措。
但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能源市场经历的许多挫折，已经打击了消费者和企业努力获得更高能源生产率的积极性；同时也使本可帮助终端用户度过初期融资难关的投资者望而却步。这些挫折包括：直接影响高效用能积极性的燃料补贴；消费者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不了解有哪些提高能效的渠道可供选择；高营业额商业项目的代理问题，等等。为克服这些障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投资者需要在以下三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
第一，为电器和设备设定能效标准。能效标准对电器、设备和尚存争议的照明来说，通常是最有效的节能方式。事实证明，政府设定能效标准是向更高效电器过度的过程中一种有效的、低成本的方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推行更严格的冰箱能效标准的先锋，将能效于1970年至1985年间提高了4.4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甚至在1985年能源价格开始下滑之后仍然持续着。
第二，为新建筑和改造建筑的能效升级提供资金。供热和制冷设备的效率是提高能效的最大目标之一。因为建筑物存在的年限很长，未来十年内新建建筑物的能效将影响之后几十年的情况。预计在中国，新建筑爆炸式的发展速度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建筑中使用前沿的制冷、制热技术，就可以避免现在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的更加昂贵的翻新工作。
第三，提高企业能效标准。在当今高价格环境中，高能源成本对很对企业来说意味着竞争上的劣势。机构投资者和其他股东就可以发挥作用，为提高能效提供动因。比如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能效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或鼓励经理人在业务运营中“精益”地使用能源。而在国企和其他非市场机构中，将能效方面的表现融入到业绩考核中也是一个选择——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住宅和商业建筑领域、交通领域和工业领域，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可使中国能源需求的年增长速度从现在的4.4%在2020年降低到2.8%，使得2020年的总能源需求降低17%—21%。能源需求的下降还意味着，到2020年时，中国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将至少降低20%，同时减少至少19%的温室气体排放。
另外，提高能源生产率也可通过利用现有技术实现，从而节省新的资金投入，以用于其他领域。我们的研究表明，未来13年内每年再进行1700亿美元的投资，就可使全世界的终端用户通过提高能源生产率获益。其中，在发展中地区的投资占总量的三分之二，仅中国就需要280亿美元，即总投资的16%。
这种投资的经济性是非常吸引人的。从全球来看，我们预测，这些投资可以产生17%的平均内部回报率。鉴于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的回报率可达到30%或更高。这还不算因减少碳排放给环境带来的额外好处，以及减少燃料进口需求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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