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文远华：普征出口关税可解汇率困境

　　
　　中国目前面临着汇率困境。如果汇率不变动或者变动太缓慢，在明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下，贸易顺差就会继续快速增长，贸易争端就会越来越多，顺差结汇就需要央行投放越来越多的基础货币，国内经济因此很难不转变为过热；如果汇率变动过快，则正中国际投机者下怀，早已潜入中国并以各种资产（房产、股票等）形式存在的“热钱”正好可以在资产价格高位变现，并赚取货币升值的巨额利润后离去，留给国人的只能是资产泡沫破裂后的满目疮痍和长期的萧条。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设计这样一种政策组合，既能有效从源头上控制外贸顺差，又要防止汇率大幅升值引发热钱获利退出。
　　此前国家采用的一些策略，例如降低出口退税比例，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等，都是实现这种策略很好的政策组合。但是，出口退税比例下调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由于各地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不同，很难形成公平和统一的效果，容易流于形式，例如高耗能企业的差别电价就很难执行下去。
　　更加方便和有效的方式是普遍征收出口关税。首先，关税的征收比较公平和统一，已有成熟的征管系统，新增征收成本相对较低；其次，同比例的出口关税对于贸易顺差的影响远远大于汇率升值的影响，这点下文会展开阐述；第三，出口关税的征收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冲动，因为很多固定资产就是为了满足出口需求，从而有助于遏制经济转向过热；第四，有助于引导产品和服务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促进内需；第五，通过差别的出口关税税率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某些需要鼓励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出口采用优惠税率，而对资源性和高能耗的行业采用高税率。
　　出口关税的影响远远大于同比例的税率变动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加工贸易顺差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大量出口产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来自进口，所以出口产品在国内的增值部分相对较小。当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由于进口价格也相应变化，受影响的仅仅是很小的在国内的增值部分，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产品价格并不会因本币升值而变动很大，所以并不能通过出口价格上升达到降低贸易顺差和改善贸易状况的目标。
　　而征收出口关税，其影响的是整个出口产品价值，不仅仅是国内增值部分，所以效果会远好于汇率升值。如果把2006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作为初略估计的依据（出口9691亿美元，进口7916亿美元，顺差1775亿美元），即增值比例以约18％估算，这意味着1％的出口关税对于出口价格的影响相当于约5％的汇率升值带来的影响。
　　因此，完全可以在保持汇率缓慢上升，例如每年3％左右的同时，逐步提高出口关税，例如每年平均提高2％左右，以破解当前的汇率困境。在当前的贸易结构下，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力大致相当于汇率年升值约13％的效果。
　　这种政策组合将有效消除过高的贸易顺差，避免更多的贸易争端；能够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打击非法流入的热钱，并有效消除升值预期；能够在其他政策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效减少因外贸顺差结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遏制经济转向过热及通胀的压力；还有利于降低国内资产价格膨胀的程度。即使某一天进出口和整体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出口关税也不会很复杂。这样可以避免在转轨经济环境下汇率大幅波动可能造成的金融和经济风险。
　　当然，征收出口关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部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但近年来沿海地区已经在遭遇“民工荒”，所以征收出口关税对就业的影响相对有限。加上目前国内经济总体偏热，征收出口关税正好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且，受年均约2％关税增长影响很大的企业，大多是附加值不高、利润率较低的产业，征收关税正好促其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以提升产业价值，转变增长方式。
　　征收出口关税也会影响以外贸出口为主的地区和群体的利益。比如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及很多港资背景的转口加工贸易商，已经受到了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带来的影响。但为了经济大局，国家仍然要坚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当然，可以在实施政治安抚的同时，通过立法将出口关税收入在一定期限内以转移支付方式给这些地区或群体以适当补贴，帮助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另外，按照一般的推理，征收出口关税必然催生出口走私，对此，国家相应部门要加强管理。
　　综上，在目前汇率预期一边倒、贸易大进大出、顺差资金滚滚涌入、流动性过多、物价上涨的形势下，用征收出口关税手段来替代汇率快速大幅升值的策略是有效的。至少，比起有关政府部门用种种行政手段到处扑杀涨价的行为来，这项政策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