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 寻找“短期成果”

　　即将于北京时间5月22日晚9时开幕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是一次困难的对话。
　　 中美贸易逆差持续增长是眼见得的争议议题。据美方统计，2004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数据是1619.38亿美元；2005年达到2015.44亿美元；2006年则继续上升至2325.48亿美元。由于双方统计方法的差异，中方相应的数据分别是802.7亿美元、1141.7亿美元和1442.6亿美元。尽管统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在逐年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增长的幅度，据中方数据来计算的话，2005年双方货物贸易差额比上年增长了42.2％；2006年则比上年增长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数据，这个增长的幅度更大。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2006年，在美国对外逆差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美日贸易逆差额为884.41亿美元，只有美中贸易逆差的38％。即使按照中方的数字，美日贸易逆差也只有美中逆差的61.3％。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涨潮，一些利益集团和企业持续向国会施压，中美贸易摩擦有升级之势。
　　为此，双方最高领导人在2006年8月达成共识，决定建立一个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机制，通过对话解决纠纷，增进互信。这个对话机制的性质和目的，正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袁鹏所说的那样：是双方“战略关系经济化、经济关系战略化”的具体体现。
　　当年12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三分之一的内阁级高官云集北京。中方阵容也同样强大，充分显示出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视与肯定。但从最终公布的对话结果看，第一次对话并未取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此次中方高官阵容回访华盛顿，结果又当如何？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不利于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变化。布什政府近年来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焦头烂额，损失了大量政治资源。而且2006年底民主党重新掌控了国会。在对布什政府至关重要的议题，如伊拉克战争拨款法案上，布什政府正有求于民主党主掌的美国国会，2006年11月前在共和党执掌国会时期所拥有的自由行动空间荡然无存。
　　即使在贸易领域，虽然中美贸易关系极为重要，但眼下在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日程表上并不居于首位。布什政府在贸易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获得国会批准3月间签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由于美国国会授予总统的对外贸易谈判“快车道”授权（国会只能通过或否决总统对外签署的贸易条约，但不能修改）将于6月30日到期，布什政府必须在此日期之前获得国会批准。正是因为这些动力，目前美国政府对于来自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几无招架之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方在贸易问题上对中方频频施压：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的铜版纸产品进口对美国相关产品造成损害，美国政府一改自1984年后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的惯例，宣布对中国等三个国家的铜版纸进口征收反补贴税；4月，美国商务部又正式就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这也是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美国首次针对中国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
　　与美方剑拔弩张相对，中方在营造良好气氛方面致力颇多。5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率领的大型商贸团赴美首日，即签下43亿美元的科技产品采购及投资订单。这一商贸团由370人组成，包括200多家中国企业，其中联想集团、中国网通和中芯国际等12家中国公司与美国微软、思科和甲骨文等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
　　此次商务部的采购之旅总预算达到160亿美元。这让人想起了去年4月吴仪副总理的一次类似的访美旅行，当时一共签订了162亿美元的订单。
　　上周末（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5月21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表现出允许人民币升值加速的的意愿。5月17日，吴仪副总理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强调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加强对话和协商，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双边经贸问题；应该避免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企图。”
　　不过，这些努力可以表达善意，但不见得可以收到明显效果。中方集中到美采购已行之多年，已被美方认为不过是将零散的采购商集中在一起采购的行为。另外，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可能在美方看来也仍然是步伐太慢，官方的反应是审慎欢迎，但来自国会议员和民间的反应更不热烈。最根本的原因，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的看法，是中美双方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存在的认知差距，使得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
　　中美经济关系目前有三大议题：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加强中国的环境保护，以及加快中国总体经济改革，这也将是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主要话题。其中，问题的焦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中国金融业开放。无论是按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还是按照中国副总理吴仪在多个场合的公开表态，双方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金融业的进一步加快开放，以及更为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是符合中美双方根本利益的。只是，对于这些方面进展的速度，双方的看法相去甚远。
　　从去年到最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调整“渐进式改革”的步调。即以吴仪副总理5月1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而论，亦以表达对于中美贸易互利于两国的信心为主，对于美方反复强调“加速改革对中国更有利”，呼吁中国在WTO承诺基础之上进一步开放的言论，几乎没有正面回应。此次战略经济对话上在这些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可能性应当说相当微小。
　　3月在华盛顿接受专访时，美国财长保尔森反复强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需要取得一些“短期成果”，以便“让美国人民了解我已经了解的情况，这就是中美两国在改革的原则上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时机的选择”。在被追问哪些领域最迫切看到取得”短期成果“时，他提到了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能源、环境、科技合作等。
　　假如把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视做中方在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这一方向上的积极一步，中美双方此次对话的其他”短期成果“，比较大的可能，将会在保护知识产权、能源、环境与科技合作领域获得。
　　事实上，美方4月10日就两个知识产权议题（中国的法律体系对保护知识产权设立门槛过高；中国图书、音乐、视频产品和电影市场存在准入障碍）申请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程序，尽管中国商务部反应强烈，称“非常遗憾”，“强烈不满”，但这两个非常明确、具体的知识产权争端，也提供了产生“短期成果”的良好机会。
　　2004年3月，针对中国对国内芯片企业的出口退税政策，美国政府向WTO提起申诉，这是美国对中国提起的第一个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程序申请；当年4月，吴仪副总理领衔中方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中美之间最高级别的经贸对话机制，美方由商务部及贸易代表领衔），芯片企业出口退税成为磋商重点议题之一；当年9月，芯片出口退税政策即开始陆续终结。
　　如果过去的经验能给今天一些启示，那么，中美双方此次在知识产权领域达成一些“短期成果”，当不会令观察家们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