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半岛核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一直是中、美、日、俄四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战争、长期冷战等使大国卷入了严重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对峙和冲突。因此,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对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安定和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根本上讲,目前出现的朝鲜半岛核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鲜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追求独立自主的核安全保障战略,与美国长期对朝施压并试图改变朝鲜现行体制的根本对朝战略方针之间激烈冲撞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美之间长期淤积且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绪,不仅阻碍着朝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且严重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
二战结束后,朝鲜战争中的生死拼杀和长期冷战中的针锋相对已经使朝、美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了大幅度的缓和,但是,长期存在于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和紧张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和与改善。相反,朝鲜的国际生存环境还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发展倾向。特别是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化日渐明显的背景下,朝鲜又遭受了严重的粮食和能源短缺以及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逝世等经济和政治困难,开始面临来自内政外交两方面的空前巨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朝鲜的外部生存环境,消除主要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并逐渐摆脱外交上的弱小地位,朝鲜作出了加速推进核计划的战略选择。在朝鲜看来,只有拥有“核威慑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部的安全威胁,大大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对外交涉能力,保障朝鲜社会主义体制的长期生存和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朝美两国围绕朝鲜核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94年10月,两国经过谈判在日内瓦签署了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朝鲜承诺冻结其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两千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并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向朝鲜每年提供50万吨重油。然而,朝美两国虽签订了《框架协议》,但由于双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绪并未因此而彻底消除,协议事实上并未得到双方全面认真的履行。
“9·11”后,美国强调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并明确将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在外交上对朝实行更加强硬的“不谈判、不妥协”的方针政策。虽然布什政府并未公开主张美国将以推翻朝鲜现政权为其政策目标,但布什总统曾明确表示,他不喜欢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美国国内舆论也多认为,从长远看,对朝鲜进行体制演变符合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应将其作为美对朝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朝鲜看来,美国对朝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强硬态度,从根本上威胁着朝鲜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抗衡主要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安全挑战,朝鲜认为加快核计划的发展步伐是最为可靠和有效的对应战略。朝鲜希望以独立开发和拥有核武器或武器级核材料来抗衡美国的威胁,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并据此迫使美国放弃“敌视”和“扼杀”朝鲜的方针,同时争取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也就是说,朝鲜追求的独立自主的核安全战略同时包含着获得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争取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对朝鲜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在外交战略层面上,朝鲜采取了“以超强硬对强硬”和“边缘外交”的战略,反击布什政府对朝“不谈判、不妥协”的强硬政策。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核问题上的朝美对峙是一种涉及国家生存发展基本战略层面上的对抗,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因而很难想象朝核问题会经过几轮六方会谈就轻而易举地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
二、有关国家对解决核危机的基本立场
虽然从宏观上看,朝鲜半岛核问题涉及全球和地区许多国家的安全利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和地区主要国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但是,就如何解决核问题来看,应该说朝鲜和美国是朝核危机的主要当事国,也是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换言之,朝美两国的态度和立场是解决核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在如何解决核危机问题上,朝鲜的基本主张是“冻结换补偿”,即要求美国首先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同意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朝鲜因放弃核计划而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之后,朝鲜将考虑冻结并最终放弃核计划。在谈判方式上,朝鲜最初坚决反对美国提出的多边谈判方式,一直要求与美国进行“一对一”的双边谈判。后来,在中国、俄罗斯等有关国家的“劝和促谈”外交的影响下,朝鲜逐渐调整对美策略,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同意由中、朝、美、韩、日、俄举行六方会谈,协商解决朝核问题。在第三轮会谈之后,朝鲜虽然不同意如期召开第四轮会谈,但并未否定六方会谈本身,仍表示愿意在“美国放弃敌视政策”的条件下,继续六方会谈进程。
与上述朝鲜的主张不同,美国的原则立场则是朝鲜必须首先以“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核计划(CVID),然后才有可能与美国谈判解决其他相关问题。在解决核问题的方式上,布什政府坚持拒绝与朝鲜举行直接谈判,明确表示不会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另外,美国虽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核危机,但同时又表示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还联合多国举行海上防扩散演习(PSI),准备必要时对朝实施海、陆、空立体封锁,以此迫使朝鲜屈服。首轮六方会谈之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韩等国“劝和促谈”外交的影响下,美国开始松动其对朝强硬立场,表示如果朝鲜承诺全面放弃核计划,美国将考虑给予朝鲜“书面形式的安全保证”。同时,美国也松动了坚决拒绝朝方“冻结换补偿”方案的立场,默认其他国家在朝鲜部分冻结核计划时,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
在参加六方会谈的国家中,其立场最接近美国的是日本。虽然在此次朝核问题出现初期,日本并没有把解决核问题作为改善日朝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反朝情绪的高涨以及来自美国方面压力的增大,日本政府在2002年9月日朝平壤峰会后,开始把解决核问题与“绑架问题”并举,同时作为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大大提高了日朝建交谈判的门槛。
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最终改变了曾一度坚持的继续向朝鲜提供重油的立场,与美国和KEDO其他成员一起停止向朝鲜供油,在对朝制裁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把“改变朝鲜政权”作为对朝政策的根本目标,但是,已经将其对朝方针的基调由单纯强调“对话与谈判”变为“对话与压力”并举,一方面着手与美、英、法、德、意、澳等多国联合,构筑对朝海、陆、空立体封锁包围网,一方面采取单独行动,在国会通过《外汇和外贸管理法修正案》,确立了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法律依据,以不断增强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朝鲜政府软化立场,并最终同意彻底解决“绑架问题”和全面放弃核发展计划。在日朝全面解决“绑架问题”之前,日本随时可能对朝实施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措施。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韩国的立场最为微妙。一方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同盟国,韩国需要在原则上与美、日保持一致,其基本立场和主张与美、日两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另一方面,作为半岛问题的当事方,韩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因此其立场又与美、日两国有差异和不同。如果把韩、日两国的立场加以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出,日本更接近美国,主张用“对话和压力”并举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韩国则更加突出地强调“和平解决”的重要性。
韩国的这一政策倾向,在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后表现的更为明显。为了在对朝政策上强调使用“和平”手段的重要性,卢武铉总统在全面继承金大中前总统的“阳光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繁荣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加强南北交流和对朝经济援助等“和平”手段,引导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在不断缓和和消除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政治敌意和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实现南北和解和民族统一。韩国的对北包容政策以及在核问题上强调和平解决的立场,一方面推动了南北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促进了南北经济关系的大幅度发展;另一方面也给韩美同盟关系的维护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在韩国不再把朝鲜作为“主要敌人"和“最大安全威胁”以及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有所高涨的形势下,韩美两国如何定位和发展其同盟关系,格外引人注目。
在争取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处于独特地位且拥有相对外交资源优势的中国,一直在朝、美之间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立场是,既要维护半岛的无核化地位,又要保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问题。为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张以“对话和磋商”而非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的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最终促成了六方会谈。
俄罗斯在外交解决朝核危机上也发挥了积极影响,其原则立场与中国基本相同,即一方面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半岛的和平稳定和解决朝鲜安全关切的必要性。这种立场已使俄罗斯成为推动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力量。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看出,朝、美、日、韩、中、俄等国家对解决朝核问题所持的基本立场虽有差异和分歧,但在保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地位以及争取和平解决这场危机上则持有基本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不仅是推动来之不易的六方会谈继续前进的基本保证,也将使六方会谈真正成为与会各方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消除彼此分歧,并最大限度地体现各国共同利益的不可多得的场所。
三、六方会谈的进程与中国的作用
2003年4月举行的北京三方会谈结束后,为了打破朝美围绕核问题的对峙僵局,中国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7月,在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访美之后,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先后出访俄罗斯、朝鲜和美国,就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等交换意见,并分别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和美国总统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笔信。
上述外交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3年8月1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朝鲜已向美国提出了就解决核问题直接举行由中、朝、美、韩、日、俄六国参加的六方会谈,并在此框架内举行朝美双边会谈的方案,这表明召开六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8月27-29日,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首轮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顺利举行。中国副外长王毅、朝鲜副外相金永日、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中三十二、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助理李秀赫、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分别代表各自国家与会。会议结束后,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毅举行新闻发布会,阐述了各方达成的六点共识。
第一、各方都愿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开创半岛的持久和平。
第二、各方都主张半岛应无核化,同时也都认识到需要考虑和解决朝方在安全等方面提出的关切。
第三、各方原则上赞同按照分阶段、同步或者并行实施的方式,探讨并确定公正、合理的整体计划。
第四、各方同意在和谈进程中,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级或激化的言行。
第五、各方都主张保持对话、建立信任、减少分歧、扩大共识。
第六、各方同意继续六方会谈的进程,并尽快通过外交渠道确定下一轮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第一次六方会谈结束后,中国为实现第二轮会谈的早日举行开展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活动,与朝、美等国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多次协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2003年10月的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曾多次表示,希望有关各方能以相互尊重和平等协商的精神,为启动下一轮会谈创造条件,使六方会谈进程得以持续。
正是在此次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可以考虑以书面形式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对于美方的表示,朝方给予积极回应,表示如果美国是出于与朝鲜共存的意图,并有助于在同步实施基础上实现朝鲜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朝鲜将予以考虑。10月30日,率领中国国家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原则同意继续六方会谈进程,为第二轮会谈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2004年2月25-28日,第二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副外长王毅、朝鲜副外务相金桂冠、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薮中三十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助理李秀赫、俄罗斯副外长洛休科夫、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分别代表各自国家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自启动和谈进程以来的第一份书面文件——《第二轮六方会谈主席声明》,这份声明的内容表明,六方在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解决核问题及其他关切、2004年6月底前在北京举行第三轮会谈、成立工作组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与第一轮六方会谈相比,第二轮会谈表现出更加深入和务实的特点,并取得了有益的进展。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毅在会后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把第二轮会谈的特点作了如下概括,即:启动了实质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会谈进程在向前迈进;各方保持了冷静和建设性态度,标志着会谈正在走向成熟;会谈的方式更加公开和灵活,标志着各方对会谈的信心在增强。
与会各国和国际社会也对第二轮会谈给予积极评价,并对中国以公正、公允的态度坚定地推进和平解决核问题进程的外交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一方面反映了各国对通过六方会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愿和信心,也如实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解决全球和地区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维护和平与稳定上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轮六方会谈虽然成功启动了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实质性讨论,但由于各方立场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六方会谈要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从第二轮会谈的讨论内容看,与会各方的下述表态令人鼓舞。如:朝方表明了弃核意愿,表示只要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朝鲜愿意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并主动提出作为弃核进程的第一步,愿意冻结核活动;美方则表示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无意入侵朝鲜,无意改变朝鲜政权,最终愿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各方同意以相互都能接受的书面方式解决安全保证问题;韩、中、俄三国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美日两国对此表示理解;日本表示将在日朝关系正常化后,对朝鲜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等等。然而,与上述表态相反,各方在涉及更为关键的有关弃核的定义和范围以及核冻结的范围与核查等问题上的分歧甚至对立还没有消除,这些都是新一轮会谈需要面对的现实。
第二轮会谈后,中国与其他五方继续努力,促使第三轮六方会谈于2004年6月23-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桂冠、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凯利、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助理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薮中三十二和俄罗斯特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分别率领各自国家的代表团与会。会议结束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总结了 第三轮会谈取得的下述五方面的成果。
第一、各方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朝方表示愿意以透明的方式放弃核武器计划,强调核冻结是弃核的第一阶段,愿意为此接受核查。朝方还提出了关于实施核冻结的具体方案。美方重申,不对朝鲜有敌对政策,并首次提出了解决核问题的全面方案。韩国首次提出了弃核第一阶段的具体实施方案。日本首次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对朝鲜实施核冻结提供能源帮助。中国和俄罗斯都为推进和谈进程,解决面临的难点提出了重要的设想和建议。这些方案和设想的提出,是启动六方会谈一年多以来各方努力积累的结果,显示了各方推动和谈进程的积极的政治意愿。
第二、各方就弃核的第一阶段达成共识,各方均认同实施核冻结并采取相应措施是弃核的第一阶段。各方同意授权工作组尽快举行会议,就核冻结的范围、期限、核查以及采取的措施等问题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
第三、各方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第四、各方审议通过了工作组的概念文件,确定了工作组的职责和运作方式。
第五、各方原则确定了将于2004年9月底前召开第四轮会谈,并发表了第二份《主席声明》。
如上所述,与第二轮相比,第三轮六方会谈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和进展。然而,由于此轮会谈更多涉及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因此,各方尤其是朝美之间的立场对立和关键分歧也表现的十分明显。从总体上讲,第三轮会谈取得的进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朝美两方在原则问题上的严重对立。今后举行的六方会谈,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减缩这种原则对立与分歧,将成为人们分析和判断六方会谈未来前景的重要根据。
四、六方会谈面临的困难及其前景展望
第三轮六方会谈之后,由于受美国总统大选和韩国核试验等因素的影响,形势出现了不利于第四轮会谈如期举行的局面。
首先,受美国大选的直接影响,朝美双方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对新一轮会谈的召开持观望甚至消极拖延的态度。对美国来说,由于布什政府大选前需要得分,因此如果美国在姿态或技术上的让步能够换取朝鲜方面在实质问题上的让步,美国是愿意与朝鲜达成谅解的。但是,布什政府不可能在CVID等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因为那将会使布什政府在外交上失分,不利于布什总统的竞选连任。
在大选投票之前,美国事实上一直没有停止表明对朝强硬态度。在朝鲜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布什总统仍于2004年10月18日签署了国会通过《朝鲜人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该法律规定,如果朝鲜不改善人权状况,解决绑架日本人质问题等,那么,美国政府将禁止除人道援助之外的所有对朝援助。
当然,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在克里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宣称如果当选将会就如何解决核问题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的形势下,朝鲜对民主党上台执政并采取温和的对朝政策抱有相当的期待。在朝鲜看来,虽然不能断言民主党的总统一定会采取与共和党现政府全然不同的对朝政策,但至少可以相信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
在此背景下,朝鲜政府于2004年10月22日对外发表了朝鲜参加新一轮六方会谈的三个条件:(1)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2)做好参与“冻结换补偿”的准备;(3)新一轮六方会谈首先讨论韩国核问题。然而,朝鲜方面提出的上述条件,不仅立即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严词拒绝,而且布什总统再度当选的大选结果更使朝鲜对克里和民主党政权的期待完全落空。
更令朝方失望的是,新一届布什政府在对朝政策上采取宽容态度的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小,而对朝采取更加强硬姿态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已经表示,美国将会使用多种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另外,在美国大选因素之外,2004年9月韩国方面承认本国科学家曾秘密进行铀及钚的提炼实验问题也影响了六方会谈的进程。虽然韩国政府表示,上述实验政府并不知情,并愿意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处理,但是,朝方明确要求在新的六方会谈中,加入讨论“韩核问题”的议题,这使新一轮六方会谈的尽早召开面临新的困难。
就在六方会谈进程步履艰难的形势下,朝鲜政府于2005年2月10日发表声明,首次公开宣布“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并称将“无限期地中止参加会谈”,这使第四轮六方会谈的前景更加暗淡。然而,由于多数与会国仍对继续推进会谈进程抱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对会谈最终取得成功抱有较大的信心,因此,可以说今后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的外交努力仍然拥有一个较为乐观的前景。只要有关国家以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态度,继续推进实质问题的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六方会谈进程本身对未来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虽然全面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是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但六方会谈的进程会不断激发有关国家对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从目前形势看,尽管六方会谈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解决半岛核问题的重大历史使命,仍面临两种不确定的前景。但是,不论六方会谈能否成功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它本身都有可能成为未来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基本框架。可以肯定,长期保持和不断完善六方会谈这一来之不易的框架,不仅会促进半岛核问题的最终解决,而且有利于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亚太研究室主任)
(相关报道见3月7日出版的2005年第5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