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再次浮出

    美国东部时间9月21日，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六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安理会可能出台的旨在加强对伊朗制裁的第三份决议内容。同时，与会六方也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巴拉迪同伊朗私下达成的工作计划进行辩论。根据这份计划，伊朗将有三个月的时间回答该机构对伊朗现有核计划的质询。这遭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认为该计划没有触及到伊核问题的核心，即伊朗必须立刻暂停一切铀浓缩活动。
    9月27日，六国外交高层将再次聚首纽约，就向伊朗制裁问题继续展开讨论。
    细观目前形势，相较去年，如今围绕伊核问题的几个变量均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美国加大了由其主导的、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框架外的单边经济制裁措施。该制裁措施通过加大外国企业在伊朗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以及延缓伊朗改善其落后的油气资源开采和加工能力的努力，达到逼伊朗就范的目的。美国不仅要求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黑名单“上的伊朗各种实体实施金融制裁，同时也敦促伊朗主要的国际经济伙伴实施类似的制裁。目前，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已经停止在伊朗的业务；法国大大压缩了在伊朗有业务的法国公司的出口信贷，同时建议法国最大的油气公司道达尔不要在伊朗从事新的业务。
    其次，原本意见统一的欧盟三国出现内部意见分歧。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一直是旨在解决此轮伊朗核危机的主要谈判方，是所谓“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法国今年5月总统大选诞生了新总统萨科齐后，相对其前任希拉克的伊朗政策，萨科齐无疑要强硬的多。
    今年8月，萨科齐曾表示，面对伊朗的桀骜不驯，加大制裁力度是惟一可以摆脱灾难性后果的选择——要么是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要么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此前各种有关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小道消息便广为流传，但随着以色列今年8月对叙利亚的一次空中打击，类似的突然打击计划正朝着不断细化的方向发展。事态的发展引发美国驻中东最高军事指挥官、美中央司令部司令法伦（William Fallon）将军在9月21日对军事选项进行辟谣。法伦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军事冲突毫无益处。
    军方高层的表态固然有助于淡化愈发浓重的火药味，但客观地说，随着时间的不断消逝，留给谈判和对话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强化的制裁。制裁犹如双刃剑，固然一面可以软化对方立场，但也可能加强对峙双方各自阵营中的强硬力量，进而引发更多的“边缘政策”。
    事实是，在安理会继去年12月和今年3月先后通过制裁伊朗的第1737和第1747号决议后，伊核问题本身并没有朝着缓和制裁的方向发展，反而引向安理会出台第三份制裁伊朗决议。目前，伊核问题国际六方正就可能的决议内容进行磋商。尽管最终内容尚未可知，但制裁措施必然超越第1747号决议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制裁与伊朗核活动和弹道导弹研发有关的人员和实体对象范围，加大对向伊朗出口武器的控制，进一步在资金和技术上钳制伊朗，建立对伊朗船只往来的检查机制。
    而在伊朗国内，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是温和派势力的相对上升。这以今年9月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当选伊朗专家会议主席为标志。伊朗专家会议是选举伊朗最高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共有成员86人，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国家大事及领袖的行为。专家会议可在领袖不称职或失去领袖的必要条件时废黜领袖。目前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是由专家委员会在1989年选出的。
    传统上看，伊朗国内的保守强硬势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和宪法监护委员会，而温和改革势力的大本营则是一院制的议会和国家利益委员会。而此次由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出任专家会议主席，则为温和派又赢得一块权力重地，有助于改变伊国内权力力量的对比。
    存在这些变量的同时，则是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方面一贯主张的，以谈判方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日前正在美国纽约出席第62届联大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9月23日同美国务卿赖斯的会谈中，就伊朗核问题的最新发展交换了意见。
    对中国而言，尽管伊核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及朝核问题，但有可能恶化的事态在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外交提出现实的挑战。首先是中国在伊朗乃至中东的经济利益。由于来自海湾的原油仍占中国每年进口石油的多数，另外中国能源企业在伊朗有较大投资，一旦危机发展超出中国所能控制范围，这些既有权益不免受损。另一方面，中国去年是伊朗的第三大商品出口国，而今年有可能取代德国成为伊朗最大的出口国。两国的经贸联系愈发紧密。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越来越将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作为中国是否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衡量尺度。相较于目前其他突出的国际问题，对美国而言，伊核问题更加关切到美国在反不扩散和反恐方面的核心利益。这是因为伊朗问题已经超出其核问题本身，作为什叶派穆斯林的神权国家，伊朗集什叶派与逊尼派、恐怖与反恐怖、扩散与反不扩散各种矛盾于一身，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朗政权已然成为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头号敌人。
    鉴于此，如果中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有所作为，从长远看对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会有损害。如何适时适机地主动斡旋伊核问题的解决，成为摆在决策层桌面上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