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认识到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的目标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际上这是一个路线图,绝对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一个短期的举措,是一个战略性的变革。总目标是要通过制度的设计、建设和完善达到最后改革的目标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碰上了发展瓶颈,这实际上是件大好事。“发展瓶颈”是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更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自己开放自己,走到世界,走入陌生
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决策者没有看到只要改变现行制度,就能通过市场来更有效地决定城市的限度。只要将城市福利与户籍制度脱钩,变成户籍可进可出而不是只进不出,就可以实现双向流动
任何杠杆的扩张和维系都会消耗货币,挤出无效信用需求的决心和路径现在还不是很清晰,维系杠杆(被动增加)还是最重要的政策选择。未来时间段货币边际改善(央行的努力或短期外占的改善)可能会缓解名义利率快速上行的压力,但只要不出现到信贷和影子都下的局面,债市趋势性机会很难
起提纲挈领作用的便是减少行政干预等外在因素的束缚,而让市场这一内因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融改革部分相对温和,背后有两重可能性:一是中央政府对目前的金融改革进展与节奏基本满意;二是进一步的金融改革面临着激烈的争论与博弈
如果土地规划与管理体制不变,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会难于登天,眼下或未来的中产阶层要在中国拥有独栋房屋这样的资产形态,无异梦幻
对深化改革来说,固定资产登记和透明化,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的重要举措,也是打击腐败和犯罪的强硬措施
顶层与基层达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阻力来自中间。所以,中国的改革,往往需要“顶层设计”---非如此而不能摧毁中层阻力
人民币“内贬外升”的表象背后,是人民币发行机制出了问题,需要迫切改革。这是为未来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的重要之举
亚当·斯密说,“将一个国家从最蛮荒带到最富足,只需要和平、简易的税收和过得去的司法,其他的一切都会自然发生。”
笔者并不赞同“雷声大,雨点小”的观点。公报表达的有关经济改革事实上并不保守,而是更侧重于制度的规范与建设,从而达到举纲张目的效果,实际意义影响深远
总的判断,经济下半年以来的回升态势仍在延续且逐步企稳,物价涨幅仍然温和。预计2013年GDP增速为7.7%,CPI涨幅为2.7%
短期内,重在调整土地收益分配,而不是允许土地性质的直接转换
未来十年资本和劳动力的再分配将有持续改善配置效率的巨大可能,7%-8%的GDP潜在增长率可以期待
9月大部分指标均表明反弹势头将在未来变弱,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并不能持续,以及对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的担心,预计2013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势头将变弱
由于上海自贸区是在大陆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突破,由此带动的对改革的示范意义比较大。若能进一步激励其他各地,产生竞争,或将会产生改革历史上各地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带来的“制度竞争红利”
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弥补自由经济体系中市场“失效”或“无效”的部分;尽量不使用审批、管制和财政等行政管理手段,干扰产业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才能使经济更加平稳地运行
问题不仅在于对数据的过多操控或是统计方法的不准确,即便数据从技术角度看是正确的,它的呈现方式也具有误导性
中国显然是特殊的,但中国的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却是普世的。不管是经济发展中的产权界定与对外开放,还是政治改革中的基层直接选举,中国的发展并无特殊之处
读科斯不要向浅处想。他的文字清晰,但有代价:那些试图浅释科斯的公司性质或社会成本的言论,一律失之千里。是我之幸,当年读科斯从第一天起我向深处想
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首先,借贷主体均是政府机构(地产融资最终也是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其次,金融机构的高管很多都是政府任命的(官本位)
国家对新兴产业在政策方面将有更大的支持
2014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重拾增长信心的一年,但也可能再度沦为矛盾重重的低增长之年
与始于2011年四季度的上一波唱空中国相比,这一波的理由似乎多些,需要认真对待。黄益平认为,不同意中国要发生危机的结论,但每一条批评都值得重视